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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滄海桑田四秩弄潮 改革開放中國崛起——從我校三位學者的高考說開來

            1977年,國務院批轉教育部《關于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猶如平地一聲驚雷,中斷了十年之久的高考制度開始恢復。第二年,610多萬來自各行各業的考生走入了高考考場,已然成為民族記憶般的夏季高考在這年開始成形;也就是在這一年,中共中央召開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做出了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封閉了30年的中國開始抖落灰塵向外張望,迎接前所未有的大變革。如今,改革開放已經走過了40年,中國和世界都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而伴隨著改革開放號角走進大學校門的那一群人,年長者年逾古稀,年輕者也到了耳順之年。回望40年滄海桑田,我們明白了什么?我們得到了什么?我們要往哪里去?或許他們能夠給我們一個答案。近期,記者尋訪了我校3位恢復高考時進入大學的不同學科的學者,以期從他們的回憶中拾取殘圭斷璧,勾勒出40年滄桑歷程的剪影。

            歷史學者王延武教授:

            改革開放照亮了歷史新進程,我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

            王延武老師是我校歷史系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研究中國行政制度史、魏晉南北朝史。曾任原歷史文化學院第一任院長、民社學院黨總支書記、校教學督導。

            作為1978年恢復高考參加考試的第一批人,72歲的王延武教授早已退休。談到恢復高考和改革開放時,他感慨萬千。1969年,作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第二航空學校培養教員的王延武老師被分配到武漢市燈泡廠工作,開始了長達9年的工廠生涯。求知若渴的他在書荒的年代努力地搜尋著可供閱讀的材料,從文藝小說到歷史學著作,他和朋友們互相借閱傳看,摸索著學習。任何時候,閱讀的經驗和現實碰撞時都必然產生問題,而當問題遲遲得不到解答時,就必須依靠自己去找尋答案。當時,在王延武老師心里,疑問累積在胸口越壓越重。“為什么中國是這樣?為什么中國人是這樣?可能看了中國歷史,才能搞清楚文革的相關情況。”帶著這樣的疑問,他走入了歷史學研究的領域。

            因為數學不好,王延武老師起初沒有打算參加高考,但當他得知報考研究生可以不考數學時,他決定去試一試。報考研究生和高考一樣困難重重,對他而言,最大的困難就是沒有一本真正的大學教科書。沒有書就必須去找,為了報考歷史系的研究生,他在幾乎沒有電話的年代就靠騎著自行車在武漢各處尋找可供復習參考的資料。從王力的《古代漢語》再到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甚至是《清史稿》、《宋史》范文,他看了個遍,盡可能地去汲取知識。最后在工友與領導的支持幫助下,他獲得了將近一個月的寶貴復習時間,考入了武漢大學,成為歷史系中古史研究生。

            考入武漢大學以后,王延武老師拜入史學大師唐長孺先生門下學習。回憶起受教于唐先生的點點滴滴,他引用袁枚的一句話:“方知師恩重,更在父母前”。在他看來,改革開放的偉大決策讓自己和老師都受益無窮,改革開放后出現的“學術上的春天”,給唐先生這樣的學者打開了禁錮,國家也迎來了全新的歷史進程。文革時期,因為封建化分期問題而備受沖擊的唐先生在學術研究上承擔了很大壓力,正是改革開放后出現的學術討論自由的風氣才讓先生恢復了歷史學家的身份,能夠按照自己的意愿招收弟子。也正是這種學術風氣的轉換與開放,才讓觸碰到唐先生魏晉封建論論證節點的王延武老師有機會成為先生的學生。作為唐先生的學生,他認為自己有義務將前輩學者的風骨傳下去,將改革開放帶來的那種學術上的和師生間的平等風氣發揚光大。能做到這一點,他說:“就算對得起先生”。

            當談起改革開放的意義時,王老師認為改革開放首先體現在學術自由。他從自己出發如此評價:“我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我能成為唐先生的學生,這得益于改革開放給予的一種風氣,一種學術上的有紀律的自由討論,寬容的包容的自由討論。”王老師回憶道,改革開放后的大學,學術風氣呈現出的前所未有的一種蓬勃生氣,不同觀點的學術爭論和對撞以及形成的尊重學術、尊重學者的氛圍,至今仍讓他受益匪淺。作為我校復辦和發展的見證者,他也強調了改革開放對我校的重要性:“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民大的復辦;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民大現在這么多的優秀校友!”

            回顧走過的40年歲月,作為一個老師,他希望學生能夠從閱讀中找到自己的快樂,做一個思想健康的人,不要做拜物教的奴隸;而作為一名歷史學者,他只希望自己的文章50年后會有人看,能在歷史進程的發展中發揮一些作用。對于自己傾注心血的歷史領域,他用一句自己常說的話總結:“我們歷史學,不是單純為了向后看,向后看其實還是為了向前看。”

            民族教育學者孟立軍教授:

            改革開放開啟了民族教育新征程,開啟了我的新人生

            孟立軍老師是我校教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民族教育領域專家。曾任校黨委委員、公管學院院長、國家民委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少數民族教育發展研究基地”主任。

            左二為孟立軍老師

            1978年,當時還是工廠工人的孟立軍老師在改革開放恢復高考的浪潮下報名參加了高考。在此之前,他去過黑龍江建設兵團,也當過軍人,足跡遍布了祖國的大江南北。回首這段往事,孟老師認為:無論是建設兵團的軍事化管理還是當兵時在部隊里的磨練,都對他的世界觀和人生觀的形成影響頗深。在部隊的時候,孟立軍老師除了軍事訓練和戰備施工以外就是各類知識的學習,包括學習馬列原著。到了工廠以后,他也不曾放下書卷。向“老三屆”師傅們討教業務知識,去夜校學習,他一直為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進行著知識積累。

            當得知恢復高考的消息后,孟立軍老師便決定了要報名參加,可是工廠最初只接受了剛參加工作的高中生報名,于是他就和想參加高考的“老三屆”師傅們一起去向廠里努力爭取。爭取成功后,他抓緊一切機會學習,不懂就問“老三屆”的師傅或者查閱相關資料。終于,他在當年錄取率低、競爭激烈的高考大軍里成功沖了出來,成為當年所在工廠里成功考上大學的3個人之一,進入到華中師范大學政治系學習。本科畢業后他來到了當時的中南民族學院工作。起初,他在學校教務處從事教學管理工作,在教務處領導的建議下開始關注民族問題,并逐漸地轉向了民族教育研究領域,與民族教育事業結緣。

            “當時民族教育還算不上主流的研究領域。大家一講到民族教育,會直接聯想到中華民族的教育,而很少想到其特指的是少數民族教育。”對于少數民族教育學科的發展歷程,孟立軍老師感慨改革開放功不可沒,是改革開放帶來的好政策和好環境才為民族教育開啟了新的征程。“因為改革開放,少數民族教育越發得到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民族教育研究也隨之得到了快速發展,在《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中,還列專章對‘民族教育’的發展任務提出了具體要求。‘民族教育學’的學科地位隨著改革開放的進程逐步得到確認,教育部設立了民族教育發展中心,很多全國一流大學建設高校也開始設立民族教育研究機構。民族教育研究也從過去一個不那么被人關注的研究領域慢慢發展成了一個顯性的學科。”

            孟立軍老師還提到,除了民族教育學科本身的發展,40年來,我校作為一所民族院校也獲得了長足的進步,已經從過去學科體系相對單一的學校發展成為在國內外享有一定聲譽的綜合性高等學府。辦學目標更加明確,辦學思路更加清晰,學校取得的這些成就也與改革開放密不可分。

            “改革開放對國家來說,是開辟了一個新的時代;對民族教育來說,開啟了新的征程;對我個人來說,是開啟了新的人生。”孟老師這樣總結道。

            民俗學者向柏松教授:

            優秀傳統文化在改革中傳承,我和改革開放同呼吸共命運

            向柏松老師是我校文傳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民間文學與民俗文化學者。現任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學會常務理事,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理事,曾任文傳學院副院長。

            1978年,恢復高考的第二年,向柏松教授踏進了改變他人生命運的高考考場。作為改革開放的親歷者、見證者,他回憶起參加高考前的時光:1973年,高中畢業后他就被下放到農村,兩年以后又被招工了到武漢市的工廠工作。他說,正是這段經歷讓他認識了社會、認識了勞動人民的艱辛,所以此后一有學習的機會就倍加珍惜。問及在那個書荒的年代他是如何讀書獲取知識的,向柏松老師說,高中畢業以后下農村或到工廠,在工作之余也有一些閑暇時間用來讀書,沒有書讀就到處借,和大家互相交換閱讀,這樣他也讀了不少書。當時他還參加了知識青年宣傳隊,在宣傳隊里寫“三句半”群口詞、寫廣播稿、辦黑板報,這對他的寫作能力起到了鍛煉,也讓他一直保持著勤于動腦的思考習慣。

            “我一直愛好文學,高中的時候就經常寫一些詩歌散文、在農村的時候也一直沒有丟下寫作,一直保持著寫東西的習慣。”因為這一點,向柏松老師選擇報考了華中師范大學中文系,在這里培養了他的學習精神和習慣,這種精神和習慣也一直影響著他往后的歲月。“改革開放給我帶來了根本性的改變,它轉變了我人生的命運。”而向老師與他研究的中國創世神話與民間信仰文化結緣,還是在來到我校任教以后。他來校任教后主要進行民族文化方面的研究,因為學校民族文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南方,他本身也是南方的少數民族土家族,慢慢便對南方的創世神話和民間信仰文化產生了興趣,走上了研究創世神話和民間信仰文化的道路。對于自己研究的專業,向老師認為,改革開放帶來了巨大影響,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強調了要傳承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他說,黨中央再三提出社會主義的新文化是在繼承傳統優秀文化的基礎上發展的,所以我們一定要傳承優秀傳統文化,這反映在少數民族地區就是打造文化品牌。做到了這一點,一能把優秀民間文化傳承下去,保持民族文化的特色;二能豐富民間文化生活,特別是鄉村文化;三能促進文化產業的開發和旅游業的發展,讓民族地區的群眾受益無窮。

            作為一位來自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土家人,向老師在學成后也不忘回饋家鄉。他帶領碩士、博士研究生到建始調查土家族婚俗,寫成調研報告集,成為建始縣申報湖北省土家族婚俗文化之鄉的撐材料。向老師說他的家鄉在改革開放后“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特別是在高速公路和動車通行以后,落后閉塞的交通狀況徹底改變。以前他從恩施往返武漢上學一般要兩三天時間,轉換不同的交通工具,頗為不易,可現在回一趟家僅需三四個小時,十分方便。交通的便利給也民族地區的經濟文化發展注入了強大活力,便捷的交通網絡打破了外界對恩施“窮山惡水”的偏見,并且催生出一大批開發潛力大的旅游景點,吸引了人們的眼球,推動了當地旅游業的發展。此外,由于交通運輸方便節省了成本,國家施行精準扶貧政策,農業生產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民族地區群眾的生活得到了根本的改善。

            走在家鄉的街頭,向老師感嘆改革開放帶來的巨大成就,相比自己過去住單身樓、樓道里做飯的狀況,如今民族地區的條件已經有了長足發展,不可同日而語。作為一名學者,他表示仍要在自己的專業領域繼續探索來為家鄉造福。對于他而言,目前的工作就是把神話研究與現實生活更好地結合起來,在改革開放深化的環境下傳承優秀傳統文化,找到神話研究與時代主題相關聯的選題,繼續深入探索。

            時間是奔騰澎湃的急湍,透過親歷者的記憶,我們有幸站在彼岸。40年滄桑巨變的歷程,中國收獲的不僅僅是飛速發展的現代都市和經濟指標,更是對改革開放與自身文化深刻的認識和堅定的信仰。魯迅說,唯有民魂是值得寶貴的。在百花齊放的當代中國,唯有一路秉持熱情、魄力、勇氣,才能讓五十六個民族的共同家園走得更遠。

            篳路藍縷,以啟山林。改革開放初期的那段歲月已經悄然遠去,從三位教授的回憶之間,能看見民族復興的火炬一直薪火相傳,生生不息。實現偉大中國夢,我們一直在路上。

            (編輯:陳雪兒 來源:黨委宣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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